關於此文:這篇文章介紹了由時任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徐吉良教授所主持的科技部101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台灣女性家庭權力與夫妻共同就業決定」之研究成果。本文由計畫共同主持人唐孟祺教授撰稿。部分內容及圖表修改自已刊登之國際期刊文章Shiu, J. –L. and M. –C. Tang (2017). A Capable Wife: Couple’s Joint Decisions on Labor Supply and Family Chores. Empirical Economics, 53(2), 827-851.

 
作者/唐孟祺(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當女性工作時,還是要主內?
 
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在2011年8月刊載文章探討亞洲國家當時的晚婚及不婚現象,及其對女性、傳統價值與政治的影響。該文引起時任中正大學經濟系的徐吉良老師(現任中國廣州暨南大學教授)與我的研究興趣。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男主外,女主內」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觀念。但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女性的教育水準與就業率也隨之快速成長。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位教育程度高的職業婦女能夠貢獻給家務的時間自然會減少。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這代表了教育程度高的職業婦女做為家庭主婦、或是踏入婚姻的機會成本將因而增加。若「男主外,女主內」這樣的傳統家庭觀念沒有改變,在女性於職場發揮的同時社會仍期望其一手撐起家務的話,那麼,女性的壓力自然只會有增無減。
 
這種家務與工作之間的衝突,可能是造成當前晚婚、不婚及少子化現象的原因之一。為了研究台灣傳統家庭觀念與其對婦女在家中權力分配及在外就業的影響,我們因此展開這項研究計畫並在國際期刊發表了成果(Shiu and Tang, 2017)(註一)
 
教育程度相當,但女性薪水和就業率較低、負擔家務較多
 
承科技部「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與中研院人社中心開放研究使用的「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支持,我們從台灣雙薪家庭的分佈以及家務分配的比率,來探討家庭中夫妻對就業與家務分配的偏好。我們以1999年至2004年的抽樣資料中28-55歲的受訪者為對象,進行研究。
 
從男性受訪者樣本來看,男性平均一週從事家務的時間約為5.6小時,而其妻子則約從事20.86小時的家務。類似的結果也出現在女性受訪者樣本,妻子平均約擔負了78%的總家務時間。
 
若依家務時間及樣本分類的統計來看(如表一),在1307筆男性受訪者資料中,有近24%的男性不從事任何家務;而在1433筆女性受訪者的資料中,則有近35%的男性未從事任何家務。且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受訪者,資料均顯示,有超過60%的男性1週僅花5小時以下的時間從事家務;多數女性則約花11至15小時在家務上。亦有約19%的男性受訪人回答,妻子1週有超過30小時的時間花在家務上。
 
據此可知,樣本雖然顯示女性教育程度與就業隨著經濟成長而增加,但多數的家務負擔仍是落在女性身上。
 
表一夫妻家務時間分配佔樣本比率
家務時間(小時) 男性樣本 男性配偶樣本 女性樣本 女性配偶樣本
0 23.95 2.14 1.81 34.96
1-5 39.33 10.33 13.12 31.75
6-10 23.87 16.22 19.96 20.52
11-15 7.80 18.44 21.00 6.42
16-20 2.14 10.25 7.33 1.81
21-25 2.22 15.07 14.72 2.09
26-30 0.69 9.03 10.19 1.12
30跟30以上 0.99 18.52 11.86 1.33
樣本數量 1307 1433

 

此外,資料顯示,男性的薪資平均比女性多了約29,000元。以男性受訪者為例,有94%男性受訪者有工作,而其配偶則僅有62%就業。男性1週的工時約48小時,亦高於女性的29小時。
 
相較於工時、薪水與家務分配的差異,男女教育程度的差異相對較小。資料顯示,兩者受教育的年數平均來說差不到2年。可見,女性雖然與男性教育程度相當,但其相對的薪水仍較男性低,就業的比率也較低;負擔的家務則較多。
 
無論是單薪還是雙薪,女性家務還是得一把罩
 
我們的研究方法假設家庭內的溝通為一合作賽局(cooperateive game)(Becker, 1981),即丈夫與妻子共同決定是對家庭最好的選擇,而不是僅由丈夫或妻子單獨決定。因此,在丈夫與妻子之間的權力分配會影響雙方決策的假設下,我們參照Bresnahan and Reiss(1991)的方法,提出一結構型估計法(structural estimation),用以估計丈夫與妻子對雙薪家庭的共同偏好。我們使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中的家務分配資料,並將樣本分為男性與女性受訪者(Shiu and Tang, 2016),進一步探看丈夫與妻子對雙薪家庭的不同偏好。
 
我們使用男性受訪者的資料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妻子就業會減少丈夫就業的機率約13.4%;而使用女性受訪者的資料估計則顯示,丈夫就業會減少9.8%妻子就業的機率。這樣的估計值隱含夫妻雙方同時在外工作未必是對家庭最好的結果。因為在模型中,丈夫及妻子的就業會分別對自己及配偶帶來不同的影響。若有一方決定就業,代表其就業對自己帶來的好處和對配偶的帶來的好處之加總為正;反之則不會選擇就業。實證結果顯示,配偶就業會減少個人就業的結果,代表雙方同時就業對家庭的影響是負的,也就是一般家庭並不偏好雙方同時就業。
 
由於第一個實證模型無法分離雙方同時就業對丈夫及妻子的效果,我們進一步以家務資料來衡量家中權力分配,並將樣本分成就業與非就業的樣本進行估計。結果顯示,雙薪家庭所帶來的負效果主要從丈夫產生。可能的解釋為,妻子就業會造成丈夫負擔的家務增加,但丈夫的就業則並未顯著影響妻子的家務分擔。也就是丈夫多半仍抱持著「男主外,女主內」的想法,而妻子不論工作與否都仍須操持一定程度的家務。這也是我們發表的文章英文題名為「a capable wife(全能賢妻)」的來由。
 
我們的實證結果也可透過圖一來說明。橫軸代表個人就業與配偶就業對丈夫偏好的影響,縱軸則代表對妻子偏好的影響。若個人就業對雙方帶來的影響均為負時,雙方都會選擇不工作,也就是圖一左下角的區域。若丈夫已有工作,則妻子也選擇就業,其情況就必須是妻子就業對自己帶來的好處要大於妻子就業對丈夫帶來的負影響。分析顯示,該門檻值為0.143。
 
101 唐孟祺
 
圖一、夫妻就業決策偏好門檻
 
圖一右上方的區域代表:若某家庭選擇雙薪,則丈夫及妻子的就業需為雙方帶來足夠的好處;若不到該門檻值,則可能的情況或為在圖一右下方區域的「只有丈夫就業」,或是左上方的「只有妻子就業」。數據顯示,丈夫就業遠比妻子就業更有可能發生,也符合樣本中多數單薪家庭為只有丈夫工作的情況。
 
夫妻共同分擔家務,建立平權的婚姻生活
 
如同亞洲其它國家,台灣也面臨晚婚、不婚,以及因此帶來的少子化危機。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女性的教育程度及就業能力均隨經濟成長而提高的時候,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仍然存在。一般家庭並不偏好夫妻雙方均外出工作,原因主要來自丈夫對妻子操持家務的期望。而女性因此在工作之餘仍需負擔大部份家務,亦造成其對婚姻的卻步。
 
我們建議政府可以更加強提倡兩性平權及丈夫分擔家務的觀念,並提供更多減少女性家務負擔的方法。例如對生產、養育幼兒,以及老人照護等提供補助,均是政府可以減少女性對婚姻有所顧慮的政策方向。
 

註一:本文主要摘錄Shiu, J. –L. and M. –C. Tang (2017), “A Capable Wife: Couple’s Joint Decisions on Labor Supply and Family Chores,” Empirical Economics, 53(2), 827-851. 所有表格與圖片亦來自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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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Becker, G. S. (198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Bresnahan, T. F. and P. C. Reiss (1991). “Empirical Models of Discrete Games,”Journal of  Econometrics, 48(1), 57–81.
  3. The Economist
  4. Shiu, J. –L. and M. –C. Tang (2016). “ Household Preferences and Joint Decisions on Employer-Provided Health Insurance Access,” The Manchester School, 84(6), 723-48.
  5. Shiu, J. –L. and M. –C. Tang (2017). “A Capable Wife: Couple’s Joint Decisions on Labor Supply and Family Chores,” Empirical Economics, 53(2), 827-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