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此文:這篇文章介紹了由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王麗容教授所主持的科技部106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校園性侵受害者受創與處置 :『體制背叛』觀點分析」之研究成果。

 

作者/王麗容(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2016年,台灣某私立大學發生一起校園性侵害事件。受害者指控系上師長處理過程的不當行為與言語,對其造成二度傷害。這起案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讓人們開始反思:大學校方在性侵害事件中到底扮演怎麼樣的角色?該如何有效處理校園性侵害事件、減少受害者的心理創傷?
 
現行《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規定各級學校應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該會除了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也須擔任調查校園性暴力事件的角色。不過,性平法實施十多年來,實務上也產生許多問題,包含保密原則是否能落實、輔導與調查人力是否足夠,以及第一線人員是否具備足夠的敏感度等(陳靜玉,2014)。有鑑於此,我們針對617名大專院校學生進行匿名問卷調查,也針對3名受害者進行訪談,試圖了解性侵害的心理影響,以及校園體制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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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從台灣2016年一起受矚目的大學校園性侵事件,至隔年全球掀起的 #MeToo 運動,性侵害議題近來獲得許多關注,而大學校方又應該如何面對呢?圖片來源:Flickr免費圖庫(https://www.flickr.com/

 
性侵害創傷:「體制背叛理論」觀點
 
許多研究指出,性侵害會造成長期的負面心理影響(包含憂鬱、焦慮以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也與物質濫用以及自殺企圖有所關聯(Campbell, Dworkin, & Cabral,2009;Black et al.,2011)。然而,性侵害的傷害往往不只是來自事件本身,不同層次的個人、社會因素都會影響創傷與復原的程度。其中涉及自我、他人、組織或是文化對於性侵害事件的反饋與看法(Campbell, Dworkin, & Cabral,2009)。舉例而言,許多受害者在揭露受害經驗之後,感覺沒有得到幫助,甚至受到冷漠或不當對待。如此一來,求助反而會造成受害者更大的創傷,形同二度傷害(secondary victimization)或是二度強暴(secondary rape;Campbell,2008)。這些負面的求助經驗會讓受害者失去信任感,漸漸不願向人談論性侵害事件,喪失對於自身受害經驗的話語權(Ahren,2006)。
 
「體制背叛理論」(Institutional Betrayal Theory)更進一步指出「體制/組織」(institution)與性侵害受害者之間迂迴交纏的關係。該理論認為,性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可能因為原先「所信任或依賴」的組織對於事件的不作為或不當作為(甚至機構本身就是加害者)而感到遭體制「背叛」。體制背叛之所以嚴重,是因為組織未能回應受害者的信任,進而使得受害者對於現實失去控制感,產生二度傷害。過去研究發現,有性侵害受害經驗的大學生,會因為校方的種種作為產生體制背叛感,使性侵害的創傷與心理影響更加惡化(Smith & Freyd,2013;Rosenthal、Smith & Freyd,2016)。因此,我們在思考性侵害的長期影響時,也應該考慮受害者身處的組織或體制所扮演的角色。
 
校園調查:台灣大專院校性侵害受害經驗
 
筆者於2018年領導其研究團隊,利用網路平台招募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填寫匿名問卷,最終共收到617份有效問卷,其中55%為男性,45%為女性,平均年齡約23歲。根據這份問卷統計,有34名受訪者(6%)上大學後曾遭受性侵害,其中30名(88%)加害者涉及校內人員,包含同學、師長以及教職員。我們發現,受害者有較高的憂鬱及焦慮症狀,也展現出一定程度的心理創傷反應,很多人甚至開始認為校園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然而,過去台灣並沒有針對大專院校學生性侵害心理影響的調查研究。在此調查中,我們證實了性侵害確實會導致長期且嚴重的心理影響。關於此調查的詳細資料,讀者可參考王麗容、黃冠儒(2021)的期刊論文。
 
 

表1. 性侵害受害者的體制背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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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n = 30。發生比例計算填答「有點符合」以上選項的比例。

 
那麼學校的處理狀況如何呢?本研究中的受害者的感受有很大差異:有一部分的人感受到體制的背叛;另一部分的人感受到體制的支持。研究數據顯示,有60% 的受害者曾經感受到「難以通報自己的經驗」;有53% 感覺學校「沒有足夠的預防措施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有50% 感覺「學校在某些方面,否認自己的經驗」,可見體制背叛依然存在於台灣校園。然而,也有許多人感受到體制的支持:有63% 的受害者感受到「學校製造一個能夠正視性暴力議題嚴重性的環境」。這顯示校園性別平等教育有一定的成果。不過,儘管我們發現體制背叛與負面心理症狀有正相關的趨勢,但由於本研究中受害者人數較少,數據並未能達統計上的顯著,我們期待未來有更多研究進行探討。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的訪談資料也發現,性侵害受害者對校園性平體制缺乏信任。從學校的氛圍是否保守、過去處理事件的方式,至電視新聞的報導都會影響受害者對學校體制的看法。如何讓學生更信任校園體制,亦是目前大學校方迫切需要努力的重點。
 

研究小結:告別「體制背叛」,邁向「體制責任」

 

「之前聽別人的案件,就是覺得說好像真的有很多的管道可以訴諸,然後可以幫到忙。可是自己在其中的時候,覺得真的很受限。」(受訪者04)「坦白說,我不太相信我們學校的人 […] 我那時候主要碰到的資訊就是,還蠻負面的經驗,就是在性平的調查的過程中,就是也有再次受到裡面的委員傷害 …」(受訪者01)

 

性平法實施已將近二十個年頭,大學校方與師長該如何面對性平事件?只要確實向上通報與按照流程處理,就夠了嗎?我們的研究發現,體制背叛的問題依然存在於台灣校園。受害者對校園求助管道也缺乏信任,長期下來甚至可能影響心理復原的程度。因此,校園第一線人員必須認知到校園體制對性侵害創傷的重要,採取「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的觀點,正視受害者的創傷與能動性在性平事件處理流程中的角色。除此之外,大學校方除了應該加強通報體制的易達性與處理效率,也應該處理學生對校園體制缺乏信任的問題。一次不良的處理都可能成為無人願意求助的惡性循環。另外,由於每個學校的狀況都不一樣,我們也建議校方可以進行「校園氛圍調查」(campus climate survey),了解學校的性暴力現況以及學生對校園體制的認知。調查本身除了可以展現校方對性暴力議題的重視,也可以藉此找出校園既存的問題。唯有對症下藥,才能有效處理校園性侵害的問題,負擔起校園該有的「體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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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王麗容、黃冠儒(2021)。〈大專院校學生性侵害受害經驗調查:心理影響、求助行為與體制背叛感〉。《教育心理學報》。
  2. 陳靜玉(2014)。〈從校園實務工作談處理校園性平事件之困境與倫理議題〉。《諮商與輔導》,338,34-37。
  3. Ahrens, C. E. (2006). Being silenced: The impact of negative social reactions on the disclosure of rape.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38(3-4), 31-34. 
  4. Black, M. C., Basile, K. C., Breiding, M. J., Smith, S. G., Walters, M. L., Merrick, M. T., & Stevens, M. R. (2011). The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2010 summary report. Atlanta, GA: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19, 39-40.
  5. Campbell, R. (2008).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rape victim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3(8), 702-717.
  6. Campbell, R., Dworkin, E., & Cabral, G. (2009). An ecologic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sexual assault on women's mental health.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0(3), 225-246.
  7. Rosenthal, M.N., Smidt, A.M., & Freyd, J.J. (2016). Still second class: Sexual harass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40(3), 364-377.
  8. Smith, C. P., & Freyd, J. J. (2013). Dangerous safe havens: Institutional betrayal exacerbates sexual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6(1), 119-124.